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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章 一九三七年春至一九七一年春(12)


此后,在学校最高处,风谷里的一座小山半个山头被推平,成为峡谷里独立的小高原,上面建起一排砖木结构的矮房子,是新的教师宿舍,我们的新家。

        这一排房子,立在谷口高处,颇有要给谷底的学校阻挡恶风寒潮的意思。宿舍朝向风镇的方向,盖黑瓦,前后两间房,后一间房拖一个更加低矮的厨房。厨房顶上,叠在黑瓦中的一片采光的玻璃亮瓦,很快被尘土覆盖,所以家家厨房都黑乎乎的。

        新宿舍没有天花,仰头就可以看到人字顶的宽木条和木条之间累积的黑瓦。有些时候,常在炎夏出现的峡谷里的龙卷风,会卷来一些木头和石块,砸在屋顶上,黑瓦发出清脆的爆裂声。

        瓦片的裂缝,在深夜透进星光,让我着迷。但雨季就大大不妙了,我们用一个锈迹斑斑的搪瓷盆接雨,整夜听雨水砸在盆子里叮叮咚咚的声音。

        离宿舍两百米远的庄稼地中间,建了有两个蹲位的厕所,依照风镇人的雅俗,叫“茅司”。茅司四面透风,蹲位悬空,方便粪便蓄积供农民们取用。蹲在茅司里,不能往下看,否则一定会头晕摔倒。

        冬天早晨上茅司,是孩子们最难受的事情,得早早起床准备,先在鞋子上套上防滑草鞋,一件套一件地穿好又硬又沉的线衣、棉袄,忍受腹痛和刺骨寒风,一路小跑到达茅司后,小心地踩到覆盖着冰凌的踏脚木板上,再一层一层地脱……

        宿舍后面,茂密的森林像个大氅,裹住山体。弯弯曲曲的小路,从教师宿舍伸进森林,蟒蛇一般,从森林伸出来又连接到宽阔的土路上。不时有拖拉机砰砰响着,从风镇而来,在土路上留下深深的辙印。

        偶尔有吉普车开来,一直开到学校的大操场上。

        吉普车带来的惊慌,会蔓延到各处。

        我在林荫里厚厚的松针上已经酣眠了数小时,猛然坐起,用力揉麻木的半边脸颊上树枝硌的棱儿,嗅到隐隐约约的汽油味。我看见绿色的吉普车已经碾上操场,朝苏式工字房而去。我父亲就在那里办公。我感到整座森林的一阵悸动……

        “紫音——”

        哥哥朝着森林里呼喊。

        我慢腾腾地走出森林,许久,才看见哥哥忧郁苍白的面孔。他旁边,弟弟双手叉腰,严阵以待,准备在哥哥谴责我时添上一把火。我懒得看他。

        “我来了。”

        不遂弟弟心愿,哥哥并没有斥责我。他历来对我态度温和。

        弟弟还是要针锋相对。

        “你又躲到哪里去了?爸爸被吉普车抓走了你晓得不?”

        “爸爸又被抓走了?”

        我痛苦的喉咙里发出细弱的哼哼。

        “哼!你个野丫头,好像不关你屁事哦!”

        我没有力气理他。

        “哥哥,爸爸真能回来吗?”

        哥哥以他善于隐忍态度,轻声说:“赶快削土豆皮,我煮饭,我们做饭等他吧!”

        这已经是1969年的冬天。

        自半年前全国人民得知林彪被确定为伟大领袖的接班人后,收音机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的时间更频繁了。抓走我父亲的吉普车,很快将他送回,在风镇上喝令他下了车。

        我父亲看看天还早,走进镇上的小邮局,他说是等远在成都的我奶奶的信。其实,他是期盼,某天,我的母亲会来一封信,告知她的消息,而他,要给她回信,需要邮票,得先买几张。

        他掏出口袋里仅有的一点碎钱。

        邮局工作人员撕了几张红色的邮票给他,是火红的林彪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

        他不想要。

        “有没有周总理和红旗渠工人握手的?”

        戴红袖章的工作人员突然站起来,拍桌子——

        “你想干嘛?这是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主席题词的邮票,你不要?你想干嘛?说清楚,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你是不是反对林副主席?”

        我父亲浑身颤了一下。所有戴红袖章的人都是可以打倒别人的人,他们可以像小孩踩蚂蚁一样随手将别人当阶级敌人揪出来。红袖章就是特权。

        我父亲拿着红邮票赶紧离开了。

        他回到家里,默默地摸一下我的脸。他的手指长年被粉笔灰腐蚀,在我的脸颊留下粗糙的、火辣辣的感觉。

        这种感觉让我安心。父亲回来了,他没被剥夺什么,还会一天复一天地上课,和老师们一起开会,主持每天早晨的升旗仪式,主持毕业班的典礼。

        我父亲一直保持着沉默。

        我习惯了就在他四周,捧一本《安徒生童话》,像猫一样,既不打扰他,又能知晓他的一举一动。

        傍晚,寂静的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马嘉骏老师和钟松森老师无声无息地来到我家,了解我父亲被抓走后的情况,也打听我母亲和欧阳南山老师的消息。煤油灯光里,他们脸色苍白,说话声音很低。我父亲并没有什么消息可以告诉给他们,无非是年初伟大领袖指示清理阶级队伍要抓紧,也要注意政策,黄书记故意省略掉指示的最后“要注意政策”的话,指示说,清理阶级队伍,要抓紧!

        他们分析,黄麻风要搞掉谁都不太可能,虽然学制缩短了,高中只有一、二年级,但风谷中学的教师都是一个人教几门课、教几个班甚至跨年级教学,学生越来越多,教师一直不够用。黄麻风无非就是又想撒撒威风罢了。

        他们沉默下来,大口喝土碗盛的苦丁茶。苦丁茶苦中带甘,能够压住堵在胸口的心火。

        但是,我父亲感觉到马嘉骏老师想说什么。他们互相对望,迟疑,期待。终于,马嘉骏老师说出那个他从上海带回来的惊人消息——

        “某某某死了!”

        顿时,他们的情绪变得痛苦、压抑。

        “到底是病死还是被害死的?”

        “不知道。”

        “一个国家领导人,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

        “这是谋杀!”

        外面好像有不熟悉的脚步声,我父亲一口吹灭了煤油灯。他们在黑暗中安静下来,又等了一会,听听外面再没任何动静,便匆匆、无声地离去,回各自的家。

        我父亲裹着一件破棉袄,长时间坐在书桌前。关于他的问题,关于我母亲的问题,他必须要写一份交待材料。这个材料,他写了很多次了,但上面一直不满意,具体不满意在什么地方呢?他判断,大概是关于我母亲的问题,上面一直认为他还有隐瞒。

        我父亲一直望着窗外。他能够回到马老师和钟老师悄悄拜访之前的大约两个小时前的记忆里去,就可以看到森林绿色的林梢,以及从林梢上慢慢升起的暮色,然后绿色的林梢变成阴影,和暮色慢慢地融合。不过,他的记忆可能回到了更远的地方,比如说3年前。从吉普车一次又一次来押他受审,他一次又一次被要求写交待材料。每一次吉普车前来,他都感觉到欣慰,因为,他一次次从这些审问中,可以猜测到,我母亲一定还活着。只是,他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活着。

        我明显地感到光线黯淡,眼睛即使凑得再近,也看不清《小意达的花儿》的每一个字了。

        我父亲还是没动。

        我溜出去,眼睛刚适应了乡村无边无际的黑暗,就看见有两个小小的身影,蹲在欧阳南山老师家窗下,其中一个还在轻轻抽泣。我心里感到害怕,紧紧贴着屋壁不敢动。

        “长江长江,我是黄河!”

        我听出来了,是钟松森老师家晓强的声音,他站起来轻敲一下窗,说出暗号,又蹲下去。接着,欧阳老师家的房门轻轻开启,小白的小脑袋探出来,小身体跟着溜出来。

        “我是黄河,来了!”

        晓强拉过旁边抽泣的孩子,介绍给小白:“郭瑾,郭医倌家的。”

        “嗯。”小白点头,“发现敌情了吗?”

        郭瑾抽泣着回答:“找到了。黄麻风他们,把我爸,吊在,吊在公社里的一间仓库里,白天不打,晚上打,镇上的人每天半夜都听见惨叫声。有人问,里面的人就说是审国民党特务。我爹不见好多天了,我娘就去听,听出来了,就是我爹,呜呜呜……”

        “别哭!”瘦小的小白说,“我们走!”

        他们开始往通向风镇的坡路上跑,破衣服在风里发出“噗噗”的声音。很快,他们的身影消失在长满荆棘的小山岗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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